活像個西緒弗斯有何不可？

《白日之下》的故事靈感源自真人真事。透過記者深入調查和報道的過程，揭露殘疾院舍虐待案件，以及香港社福制度的重大缺陷。

電影雖然以「白日（Broad Daylight）」為名，日光日白，但是劇情和氛圍極度壓抑，觀眾全程難以感受如白晝般的舒暢，反而與擠在院舍中的院友們一樣，無法舒坦地喘一口氣。即使於劇終一刻，女主角凌曉琪（余香凝飾）重新看見曙光，觀眾藉她的視角身歷其境，難免仍然心有戚戚。

觀眾會想，到底記者偵查真相是一個過程，還是目標？

在電影中，傳媒工作者時常嘲諷那種追求社會公義的「使命感」，且常以結果為本的心態看待工作。之於各種的社會不公，他們用諷刺作為自我防衛的機制，試圖緩解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進而變得麻木。難道削平自己就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跟許多人一樣，我們從接二連三的失敗經驗中不禁疑惑：倘若最終無法改變世界，不能扭轉現況，那麼所有努力形同付諸流水，豈不是「白做」？與其當一個西緒弗斯，倒不如一開始就省點力氣更好。
儘管口中如此說著，但記者們幹起實事來，還是盡力而為。他們一切的付出似乎都指向了社會公義的理想。

電影的後段揭示了章院長（林保怡飾）侵犯智力障礙的院友，最終卻被律政司撤銷控訴。每當我們目睹作惡者逍遙法外的時候，往往會高舉起報應論的旗幟，也許是要從「惡有惡報」的虛幻想像中尋求一絲安慰。

然而，在這個帶有宗教意味的過程中，我們所信奉的道德價值觀無法得到彰顯，難免會因此對人類和現實世界產生怨懟的情緒——尼采將這種憤恨（ressentiment）解讀成弱者無法對抗強者的心理狀態。這種思緒很有可能發酵成習以為常的無助和絕望，使人困在「做甚麼都了無意義」的被動思維裡。

電影的結局有一句畫龍點睛的對白：「不要因為做了一件對的事而內疚。」

關於孰對孰錯，我們大概心裡有數。不論善惡與否，沒有人能夠逃避自己所作的行為和後果。畢竟，世間因果循環的運作，從來都不是人類有限的智慧所能想像和推測。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回歸到自身行為的本質。我記得中學口試討論過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導人向善的大道理人人皆知。堅持行善或拒絕作惡可以是種選擇。其實，躲進兩者之間的縫裡也是一種選擇。

奢望憑藉自身微薄如塵埃的力量改變這個偌大的世界，原也是一個自大的想法。姑且綜觀歷史，人類本來就如西緒弗斯，總是重複同樣的錯誤；我們已經汲取過類近的教訓：「已有的事必再有，作過的事必再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 1:9）。

乍看起來，世界在白日之下確實顯得灰暗，甚麼都不做固然是個合理的選擇。但要是還有餘裕的話，我們也可選擇把該做的事先做了再算，縱使最終只是白忙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