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了我的孩子。」
——1932–1933年烏克蘭大饑荒一名父親的自述

|| 當飢餓作為一種統治工具 ||

1932-1933年烏克蘭發生了一場大饑荒，造成500萬人死亡。最初史達林想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推行了「集體農場」政策，卻引發社會失序、糧食產量下降，最終導致無可挽回的悲劇。

普立茲獎得主於《獨裁者聯盟》、《古拉格的歷史》之外又一力作
探討饑荒悲劇如何塑造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及烏俄關係
獲選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榮獲最重要的非虛構類獎項萊昂內爾･吉爾伯獎 （表彰優秀國際議題作品）
榮獲歷史書四大獎之一的達夫･庫珀獎

▋ 從計畫性生產變為有計畫的饑荒
擁有肥沃黑土的烏克蘭是蘇聯的糧倉，在以糧食外銷為重要外交手段的時代，即使在史達林的計畫性生產變成國家有計畫的饑荒之後，烏克蘭的穀物依舊遭到強制徵收並出口到國外去。飢餓從此成為烏克蘭農村的日常，到了饑荒最嚴重的時期，甚至出現父母吃掉孩子的悲劇。而且只要有一戶人家沒有人餓死，便會遭鄰居懷疑是否偷藏糧食而遭到攻擊。

▋ 尊敬的史達林同志，蘇維埃政府的法律規定村民必須挨餓嗎？
蘇聯當局的強制徵收，引發烏克蘭人的反抗。但當局從未試圖解決饑荒問題，反而將反抗者列入黑名單，標記為「富農」，沒收他們的財產。為了避免人民逃離，還關閉了邊境，實施內部護照制度。這場饑荒後來被視為史達林為了打擊烏克蘭民族主義所製造的一場災難，但對史達林而言卻是為了消滅特權階級而不得不然的舉措，饑民因此從受害者變成階級的敵人，而那些搶奪、殺害農民的警察得到了道德上的自我辯護工具。

▋ 「他們只是餓肚子，但並未餓死」
這場牽涉數百萬人性命的饑荒，在某些人眼中只是可被淡化、掩蓋與挪用的歷史記憶。饑荒發生的當下，蘇聯政府便弱化其嚴重性，甚至有西方媒體傳述著「人民只是在餓肚子」，饑荒並不嚴重等等論調。到了二戰期間，饑荒記憶再次遭到竄改，納粹借此鼓動烏克蘭人反叛蘇聯。而且也因為這次納粹的利用，導致戰後與烏克蘭饑荒有關的論述參雜過多政治色彩而引人竇疑。近年對於饑荒的記憶是如何被詮釋，也成為另一種競爭：烏克蘭政府試圖將烏克蘭饑荒定義為俄羅斯發起的種族滅絕。而親俄份子則聲稱大饑荒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自己造成的，俄羅斯其實是烏克蘭人民的救星。而此套說詞也成為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的藉口。

▋ 悲劇總是相似，記憶也總是被人為詮釋
本書出版後廣受歷史學界好評，被譽為研究大饑荒的里程碑之作。不僅生動記錄烏克蘭大饑荒的慘烈景象，也對導致這場悲劇的根源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並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的性格做了深度的刻畫。從1986年車諾比核災、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到2022年俄烏戰爭，每次烏克蘭與蘇聯／俄羅斯的衝突，總是引人回望這段歷史。而其實就在這場悲劇後不久，中國也經歷了一場難說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大饑荒。只能說歷史總是相似，那麼閱讀這段歷史可以讓我們得到什麼？我們能理解到，一場造成無數人死亡的悲劇是如何造成，是時代因素還是強人統治的結果，我們能理解到一場悲劇的記憶可以如何被記住、被扭曲、被淡化、被再詮釋、被徹底利用，甚至讓加害者變成英雄，受害者成為反派。請和本書一同思索，歷史記憶如何被記住的重要性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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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舫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莊德仁　北市建國中學歷史教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